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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識的冒險》:“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時代如何進退自如

          2019年07月31日 10:06   來源: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智識的冒險:精英如何應對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潘啟雯/著 中國工信出版集團

            如何面對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總帶有那個時代的印記或特征:14~16世紀的文藝復興從哲學角度一直被稱為“冒險時代”;17世紀的“理性時代”過去之后,“啟蒙時代”隨之而來;19世紀和20世紀則分別是“意識形態時代”和“分析時代”;至于21世紀,全球的時代特征被眾多學者概括為“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之說風行學界,原因有兩個。其一,科學和技術的進步讓人類可以創造生命,甚至通過極其先進的基因編輯技術制造新物種。以色列歷史學家、未來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來簡史》(Homo Deus)里預言人類即將可以“扮演上帝”:一種人類可以通過各種辦法操縱自然,包括推遲甚至最終征服死亡的可能。美國相關機構所認定的未來幾年的大部分關鍵技術趨勢在30年前都還聞所未聞。其二,人性被無望和沮喪感重重包圍,這些感覺來自我們似乎無法克服的挑戰,比如污染、氣候變化、種族主義和恐怖主義。人工智能、自動化、共享經濟等導致的就業崗位消失、對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的沖擊,以及具破壞性的爭斗加劇了經濟不平等,大大加深了我們的無力感。

            當世界進入“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時代,我們需要新范式來思考世界,從而指導我們為推動和平與繁榮做出努力。當然,“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這兩個重要社會趨勢的存在,也讓知識本身不再是核心競爭力。真正的競爭力,是我們對世界前沿新知的好奇心,對意義感的渴望,以及運用新知識進行思維和創造的能力,這無疑是我們為應對社會變化進行的“智識”(智慧和見識)上的冒險。

            我們無時無刻不身處變化之中

            復雜性,即科學家通常所說的“復雜系統”,并沒有什么新鮮的。事實上,復雜系統早在30多億年前就出現了。動物體內的免疫系統便是一個復雜系統,蟻群、地球氣候、老鼠的大腦、一切活細胞內的生物化學過程皆是如此。此外,還有人為的復雜系統,即人類無意識地干預讓整個系統變得更加復雜,如氣候。換句話說,我們或許制造了氣候變化,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知道這一點。

            “復雜性范式”是法國哲學家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在1973年發表的《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首先提出的概念。1979年,比利時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伊利亞·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也提出了“復雜性科學”的口號。莫蘭認為,復雜的東西不能被概括為一個主導詞,不能被歸結為一條定律,不能被化歸為一個簡單的觀念。復雜性認識是在承認對象的多樣性因素之后,還看到對象的統一性因素,即把對象看成是多樣性與統一性的統一,而且還是有序性和無序性的統一。有序性和無序性的共存使得事物和主體本身常常面臨多種可能性的選擇。關于復雜系統,南非學者保羅·西利亞斯(Paul Cilliers)在《復雜性與后現代主義》(Complexity & Postmodernism :Understanding Complex Systems)一書中較為清晰地為我們梳理了它的10項本質特征。

            (1)復雜系統由大量要素構成。當要素數目相對較小時,要素的行為往往能夠以常規的術語賦予正式描述。不過,當要素數目變得充分大時,常規的手段(例如某個微分方程組)不僅變得不現實,而且也無助于對系統的任何理解。

            (2)大量要素是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我們并沒有興趣將沙灘上的沙粒當作復雜系統(來研究)。要構成一個復雜系統,要素之間必須相互作用,而且這種相互作用必定是動力學的。一個復雜系統會隨時間而變化。這種相互作用,不一定必須是物理的,也可以設想成信息的轉移。

            (3)相互作用是相當豐富的,即系統中的任何要素都在影響若干其他要素,并受到其他要素的影響。不過,系統的行為,并不是由與特定要素相聯系的相互作用的精確數量所決定。如果系統中有足夠的要素(其中一定有一些冗余要素),若干稀疏關聯的要素也能夠發揮與豐富關聯的要素相同的功能。

            (4)相互作用自身具有若干重要的特征。相互作用是非線性的。線性要素的大系統通常會崩潰成小許多的與之相當的系統。非線性也保證了小原因可能導致大結果,反之亦然。這是復雜性的一個先決條件。

            (5)相互作用常常作用于某個相對小的短程范圍,即主要是從直接相鄰處接收信息。長程相互作用并非不可能,但是實踐上的制約迫使我們只能做這種考慮。這并不預先排除大范圍的影響——因為相互作用是豐富的,從一個要素到任何另一個要素的途徑通常包含著若干步驟。結果是,相應的影響也按此方式進行了調整。這可以通過若干方式得以增強、抑制或轉換。

            (6)相互作用之間形成回路。任何活動的效應都可以反饋到其自身,有時是直接的,有時要經過一些干預階段(intervening stages)。這樣的反饋可以是正反饋(加強,激發),也可以是負反饋(減低,抑制),兩種反饋都是必要的。在復雜系統中相應的術語叫作歸復(recurrence)。

            (7)復雜系統通常是開放系統,即它們與環境發生相互作用。事實上,要界定復雜系統的邊界往往是困難的。系統的范圍并非系統自身的特征,而常常由對系統的描述目標所決定,因而往往受到觀察者位置的影響。這個過程被稱作構架(framing)。封閉系統通常都只是復合的。

            (8)復雜系統在遠離平衡態的條件下運行。因此必須有連續不斷的能量流,保持系統的逐級傳遞,并保證其存活。平衡不過是死亡的另一種說法。

            (9)復雜系統具有歷史,它們不僅隨著時間而演化,而且過去的行為會對現在產生影響。任何對于復雜系統的分析,如果忽視了時間維度就是不完整的,或者至多是對歷史過程的共時快照。

            (10)系統中的每一要素對于整體系統的行為是無知的,它僅僅對其可以獲得的局域信息做出響應。這一點極其重要。如果某一要素對于作為整體的系統將要發生什么都“知道”,那么所有的復雜性都必定出現在那一要素中,這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發生的。復雜性是簡單要素的頻繁相互作用的結果,這種簡單要素僅僅對呈現給它的有限的信息做出響應。當我們觀察作為整體的復雜系統的行為時,我們的注意力就從系統的個別要素轉移到了系統的復雜結構。復雜性正是由系統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

            從“復雜系統”這10項本質特征中不難發現,復雜系統是到處存在的,并不是只有社會是復雜的,人類社會的每個原子也是復雜的。

            在曾經熱播的電視劇《甄嬛傳》中,甄嬛說過一句話:“世間的陰差陽錯從未停歇,都是尋常。”用這句話來形容當下世界及未來的種種“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頗為貼切。早在1969年,如今常被人們奉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就預言,西方社會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不連續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技術、市場、商業運營,甚至工作的本質都在發生巨大的變革,因此這將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時代。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他的暢銷巨著《未來的沖擊》(Future Shock)中延續了德魯克的這一思想。托夫勒將未來描繪成一個不斷經歷沖擊的社會,因為“在太短的時間內發生了太多的變化”。組織機構教育專家唐納德·舍恩(Donald Schon)在1973年的著作《超越穩定狀態》(Beyond the Stable State)中甚至認為,我們的社會將永遠不可能復歸穩定。基于這一點,舍恩提出,企業必須將自己定位成不斷學習的組織機構。

            社會科學領域的一些頗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也注意到了“變化加速”這個現象。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將這種現象稱為“現代性”的晚期階段。他們進一步指出,在這個階段,不僅僅是技術和企業,就連社會結構本身都在不斷地發生變化。這些理念深深地影響并成就了之后的一大批商業類書籍作家,如湯姆·彼得斯(Tom Peters)和加里·哈默爾(Gary Hamel)。彼得斯和哈默爾甚至將“變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本身變成了一門管理學的新學科。

            人們不禁要問:“變化”真的有那么聳人聽聞嗎?上述諸位思想家的理論固然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我們必須把他們的論點放到更宏觀的歷史背景下來檢驗。正所謂“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可以說我們無時無刻不身處變化之中,但是并非所有變化都是大地震。因此,對于企業而言,最重要的是分清兩種不同的“不確定性”。第一種是那些我們每天都會遇到的“不確定性”,第二種則是在大的文化變遷下的“不確定性”。

            人類學家和其他人文科學家按照復雜程度來區分這兩種“不確定性”:問題剛出現的時候,總是看似簡單,解決方法現成就有 ;但漸漸地,它越變越復雜,越變越看似無解。

            與《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提出的“復雜性范式”概念相映成趣,莫蘭在《教育的七個黑洞》中則認為:“人們教授確定性,然而需要教授的恰恰是不確定性。”他這樣描述學習:“我們被迫在充滿不確定因素的海洋上航行,時而穿行于確定的群島之間,這就是人類的冒險。今天,我們知道這是未知的冒險,我們需要一種教育,能幫助我們面對這個冒險而不氣餒。”其強調的是教育不應該只關注一些確切的知識,一定要正視不確定性。就科學教學而言,在自主探究為主要學習方式的背景下,學生的學習經歷和學習結果出現一些不確定,也許更貼近真實的探究學習的狀態。多一些這樣的經歷,會讓學生從小就明白,很多事都不那么確定。

            按《反脆弱》一書的作者——紐約大學特聘教授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說法,對于不確定性,你要利用它,而不是躲避它。也就是說,決策要從不確定性中獲取收益。

            思維的質量決定了未來的質量,面對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精英們又該如何思考和行動呢?

            復利既出乎意料又是危險的

            假設你把1000美元放在免稅賬戶里,這筆投資每年有7%的回報率,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原始投資翻一番?

            A.0至5年

            B.5至15年

            C.15到45年

            D.45年以上

            這看起來像是一道數學題,其實不是。你既不需要知道怎樣計算,也不需要知道所謂的“72法則”,而是考驗你對復利的直觀理解。具有這種金融知識的人知道,按照現實的投資回報率,把錢翻一番大概要花10年時間。這意味著正確答案必然是B。

            人類努力的成果是按算術法則累積的:1、2、3、4、5、6……過一天,多一元錢。 債務和投資與此不同,它們的累積遵循幾何法則:1、2、4、8、16、32……這意味著,復利勝過純粹的體力。財富總流向那些能讓復利為己所用的人。

            按照《21世紀資本論》一書的作者——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分析,復利是收入不平等的基礎。富人(精英)因為投資會更加富裕,普通人的工資漲幅根本趕不上復利。“復利的力量”是現實世界幾乎所有財務建議的潛在公理。在當今瘋狂信貸的社會里,資本不足的人一拿到薪水就會花個精光,他們為買車接受瘋狂的貸款利息,徹底透支信用卡額度,艱難地償還學生貸款,還要按揭昂貴的抵押房貸。復利讓窮人變得更窮。這就是為什么財務規劃師會建議,你要盡早開始儲蓄。從21歲就開始存錢的工人,靠投資回報賺到的錢可能比自己一輩子的總工資還高。復利是所有可觀財富的基礎。成功的企業家并不比其他人努力一萬倍。相反,他們找到了一種指數型發展業務的方法,只要短短幾年就足夠了。

            一位印度國王想獎勵國際象棋的發明者,而這位發明者要求的獎賞,是在棋盤的第一格里放一粒米,以后每一格中的米粒數都比前一格增加一倍,國王爽快地答應了,因為他以為這獎賞微不足道,但是算到第21格的時候,米粒的數目已經超過了100萬粒……到第41格時,已經超過了1萬億粒,而整個世界都沒有足夠的米可以填滿這一格了。故事的結尾是,據說國王因為覺得自己被騙而憤怒不已,砍了國際象棋發明者的頭。這充分說明了復利刁鉆微妙的性質,告訴人們復利的隱匿力量很容易被低估。

            當然,復利也是危險的。住在倫敦的德魯森,一位富裕的瑞士商人與銀行家,設立了一個60萬英鎊的信托基金。根據他的遺囑,在他1797年逝世后,該基金在接下來100年間皆不可動用。如能保持7.5% 復利,該基金到1897年時價值將達1900萬英鎊(遠超英國當時的國債),屆時這筆財富可分配給德魯森幸運的后代。當時的政府估算,即使年收益只有4%,這筆遺產到1897年時規模也將等同英國全部國債。復利將令驚人的金融權力落在私人手上。為了避免這種情況,英國1800年通過法案,將信托期限限制在21年之內。德魯森后代對該法案提出異議。經過多年訴訟,該案于1859年最終審結,訴訟費用耗盡了德魯森的整筆遺產。狄更斯的小說《荒涼山莊》中著名的“詹狄士訴詹狄士案”,便是以此為藍本。

            一些研究暗示,經濟安全感解釋了金錢與幸福之間的相關性。高收入本身不能帶來安全感,“月光族”會擔心失去一切,有些節儉的教師和警察有一筆儲蓄作為風險緩沖,使自己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里獲得安全保障。財務行為也能反映出和幸福感有關的性格習慣。能控制支出并設法存錢或投資的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的財務決策。然而,控制支出就像是“棉花糖實驗”。

            人生就是接連不斷的“棉花糖實驗”

            心理學家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schel)曾做了一個著名的“棉花糖實驗”。米歇爾給一群4~6歲的孩子一個“惡毒的”選擇 :每個孩子都會獲得一塊棉花糖,他們可以立即吃掉,也可以忍耐15分鐘再吃,屆時就可以再得到一塊棉花糖作為獎勵,而且在這折磨人的15分鐘里,第一塊棉花糖就在孩子們的視線中,觸手可及。

            一些孩子馬上把棉花糖塞進嘴里,另一些孩子則陷入了哈姆雷特般的糾結,進退兩難。有的孩子玩起了“奧德修斯和棉花糖”游戲,蒙起眼睛轉過身,背對著棉花糖,躲避甜美的誘惑。

            米歇爾用秒表為孩子們計時,孩子們屈服于誘惑的平均時間是6分鐘。米歇爾的女兒就在“棉花糖實驗”最初施行的學校上學。隨著時間的流逝,米歇爾和女兒注意到,立即吃掉棉花糖的孩子和那些能抵擋住誘惑的孩子之間出現了差別:后者在日后的生活里更成功。他們的成績更好,升入了更好的學校。他們似乎更快樂,沒那么多煩惱。

            沒熬過15分鐘就吃掉棉花糖的孩子,往往在學校和人際關系里表現不佳,會出現更多跟酒精和毒品相關的問題。米歇爾和同事們開始對最初的“棉花糖實驗”進行后續研究。他們發現,孩子延遲吃棉花糖的時間(幾分鐘或者幾秒鐘)跟日后生活成功的量化指標(如 SAT 分數)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越早吃糖的孩子,成年后患上肥胖、邊緣人格障礙、服食可卡因和離婚的比例更高。

            人生就是接連不斷的“棉花糖實驗”。節食的人放棄吃糖帶來的快感,不是為了幾分鐘后能吃兩塊糖這微不足道的回報,而是為了長久的健康、苗條和魅力。精打細算的人按捺住輕率的購物沖動,是為了存錢買新車,或是給孩子攢學費。關注健康的人忍受長期的剝奪感和不方便是為了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十年維持良好的身體狀況。

            沒人說你總要延遲滿足。在這方面,民間智慧講得好:“人只活一輩子”“一鳥在手,勝過兩鳥在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關鍵是要能達成平衡。為什么有些人能更好地克制沖動進行長期規劃,目前并沒有明確的解釋。但那些努力掌握了這類能力的人有更大可能學習、記住與自身相關的特定事實,并將之內化于心。知道金錢利滾利的速度有多快就屬于這類事實。復利跟物理學中的光速概念一樣,是金融宇宙的基石之一。這種事不僅富人(精英)必須了解,還能激勵普通人減少債務、積極儲蓄。

            了解一件并非切身相關的事實就是一次“棉花糖實驗”。要獲得不確定且會延遲的回報,人就一定要自律。長于自律的人更有可能精通有關財務的長期規劃。

            閱讀和基于未來的思考,或許是建立自律的好方法。面對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既需要閱讀和基于未來的思考,又需要打破范式、超越壁壘、補充新知和修正思維框架。

            關于本書:“有意義、有意思”

            這不是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不是一本說教的教材,也不是一本完備的行動指南。我既不可能在書中完整地介紹所有有用的知識,也不打算列舉這些知識的目錄。我還不能保證書中所說的一系列理論永遠經得起新科技和時間的長久考驗。但我保證書中所有內容都是“有意義、有意思”的。

            “有意義”代表了移動時代(或稱“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時代)知識的主流價值觀取向 ;“有意思”則表明了本書傳遞的思想適應現代人的閱讀訴求,用新鮮的表達方式和最新研究成果及新穎的案例進行輔助解讀,以提高新知識、新思想的有效傳播。

            第一部分“錯覺向左,平衡向右”,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生活中各種看似理所當然的狀況,其實都暗藏著各種“錯覺”。每當人們在開車時拿起手機,人們從來不認為自己的注意力資源會出現分配不足的狀況,人們陷入了錯覺;當有人錯誤地回憶了某件事時,人們總會認為他在說謊,人們陷入了錯覺 ;那些表現得最有自信的人總能贏得人們的信任,人們陷入了錯覺 ;當人們精心制作了一份計劃并認為絕對能夠按時完成時,還是陷入了錯覺。在玩撲克的人中間流行一句格言“長考必錯”,所以《紐約客》記者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在暢銷書《決斷兩秒間》(Blink)中說,我們在做決定時應該相信直覺,迅速決斷。他的論據是,進化心理學認為,我們已進化到能迅速地做出決定,進化的成功證明我們的直覺是對的。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跟我們的大腦在進化時已經大為不同,比如物體移動得更快了。在我們的視覺系統和注意力進化的時候,我們還不會在高速公路上每小時移動上百千米,所以那時我們不需要注意大量高速沖向我們的意料之外的事物。其二,這一部分還介紹了高價值創造者(精英)是如何保持舊模式和新方法(或判斷力和想象力)的融合及平衡的,另外人際沖突是如何發生的、男孩到男人是如何演化的等前沿研究。

            無論是警惕錯覺、不輕信直覺,還是保持“判斷力和想象力”的平衡,那些看起來最合理的結論往往都是錯的,通過解密人們認知世界的“思維習慣”,從而避免“理性”的推理蒙騙了自己。我期待這部分的內容幫助你繞開思維陷阱,抵御錯誤、可疑的觀念,培育正確的思維習慣。因為知識為用,思考為本,一切知識顯然都是應該為思考服務的。

            第二部分“新技術和創造力”,結合復雜經濟學、行為經濟學、進化心理學、腦科學等,聚焦于互聯網思維、3D打印技術、眾包、共享經濟、摩爾定律、“超新星”、“出神狀態”等新技術和創造力如何影響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著名物理學家霍金說過:“人工智能可能是人類文明史的終結。”由于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許多職業會不會被機器取代呢?例如,家政工作者、銀行柜員、服務員,等等。事實果真如此嗎?只要個人、企業和政府致力于終身學習,機器就不會搶走所有的工作飯碗,科技甚至會創造出更多新職缺。如何應對新技術和創造力背后的新原則,或許是我們能更好地應對“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一大法寶。

            第三部分“經濟學新思維”,主要關注技術分析和投資演變、破除“錯誤認識”、經濟依賴和戰爭的關系、區塊鏈等話題。盡管投資和商業確實成為推動歷史進步的引擎,但是在現代文明之前,大部分個人并不能直接從這些活動中受益。相反,普通人還需要為推動歷史和金融進步付出代價,勞動力不斷受到剝削。無論是為借款人策劃一份獨一無二的協議,還是慧眼尋得一個有潛力的投資機會,抑或是精明地決定最優的資本結構,在各種各樣的投資過程中,創新都居于核心地位。不難看出,成功的投資者所采取的創造性舉措,最終不僅依賴于投資項目本身的創造性,更依賴于投資管理。雖然短中期或有種種不確定性,但這并非是最壞的時代,市場仍孕育著巨大機遇,從多維度審視“技術分析和投資演變”,或許能更好地保護我們的財富和未來生活。

            第四部分“精英主導的時代”,在精英的世界里,無論是氣候變化公約還是世界稅收計劃都帶有很強的正當性,有利于逐步構建國際標準,從而符合某種秩序,或許最終秩序會使普通百姓察覺出奴役感,精英們的計劃非常緩慢又掩人耳目,可謂煞費苦心。但當首選方法幾乎無作用時,精英們想起了“冰9”,即鎖定或凍結系統。

            面對一只獅子,角馬的防御要靠群體,一只角馬絕不是一只獅子的對手。在橫亙于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的塞倫蓋蒂草原上,黎明時的一只獅子走向角馬群,它在選擇攻擊目標,然后沖向獵物。角馬會齊心協力應對獅子,先是四散逃竄,揚起一片塵土,并不停改變方向,當獅子撲上來的時候卻匯成一股,踩踏獅子逼它撤退。不過獅子很少會餓著回去,它最終會殺死一只角馬,在陽光普照的原野上吞噬角馬的肉,并驕傲地分享獵物。溫熱的鮮血從獅子的口邊流下,從角馬的角度來看,雖然損失一只很不幸,然而角馬群幸存了下來。

            塞倫蓋蒂草原上的這個場面正體現了當下貨幣精英們的心態。貨幣精英就好像是角馬群。他們不是一個陰暗的地下組織,而是特定的一群人——財政部部長、央行行長、學者、記者和智囊團。角馬群同意市場是有效的,盡管有不完美之處。他們同意供給和需求會產生局部的均衡,而這些均衡的總和是一般均衡。當均衡遭到擾動時,可以通過政策來恢復。角馬群同意浮動匯率會產生推動一般均衡的價格信號和市場反應。他們贊同自由貿易(這植根于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優化財富創造(盡管會產生贏家和輸家)。他們同意黃金是野蠻人的遺留物。從“焦慮、合作和掠奪”等角度把脈政府的行動和制度設計,我們或許會發現,把權力和欲望關在籠子里,公共機構就能更好地履行社會職責,而不會欺壓民眾。

            缺乏智識的人,除了難以發現自己的無知,還有可能失去獲得財富的機會。在移動知識時代如何更有效地適應、把握和利用前沿新知的方法,以保持對各種信息的洞察力,從而能更好地避免陷入“達克效應”的陷阱。并不是每個基于未來思考的人,都能在這個新的全球“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時代進退自如。但始終基于未來思考并保持“智識冒險”心態的人,得到的不僅是一種全新的認識,還會有很多樂趣。

            


          (責任編輯 :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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